夏天四月甲申日，刘宋皇帝封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皇帝不想权力都落在大臣手里，六月戊寅日，把吏部尚书一职分成两人担任，让都官尚书谢庄和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来干这活儿。同时还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个职位。
早年间晋朝的时候，散骑常侍这个官职那可是相当有分量，和侍中差不多；但后来这个职位变得没啥实权，选人的标准也越来越低。皇帝想重新重视这个职位的人选，就任命当时有名的文人，像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来担任。侍中蔡兴宗就跟别人说：“吏部尚书这个职位很关键很重要，散骑常侍却很清闲没什么事干，光改个名儿，却不改变实际情况，虽然皇上想让它变得重要起来，但人心哪能这么容易改变呢！”结果后来散骑常侍的人选还是不咋地，而吏部尚书依旧那么重要。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这事儿难啊，以前的帝王就这么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按照《周礼》，选拔人才先是从学校开始考察，在乡里评议，再上报给六官，最后才推荐到朝廷。在汉朝的时候，先由州郡积累官员的政绩，五府举荐他们当掾属，三公再考察他们的优缺点，最后由尚书奏报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这么多人考察，所以能选出有才能的人当官，很少有把事儿办砸的。到了魏晋，情况就变了，出的问题可多了去了。人心难测啊，有的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跟山沟一样深不可测，就算通过言行去考察，都怕考虑不周全，更何况现在这么多官员，一下子就要凭一面之缘来决定，百官的选拔任用都由一个部门说了算，这下可好，歪风邪气就起来了，根本抑制不住。那些人一门心思往上爬，使劲儿巴结讨好，一点廉耻和忠厚的品德都没了；官员腐败，国家衰败，根本没法收拾。就算让龙当纳言官，舜来当皇帝，也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更何况后来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皇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但也没法回到周朝和汉朝那种选拔制度，这就跟朝三暮四没啥区别，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丙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打猎；秋天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
南彭城有个叫高阇的老百姓，和一个叫昙标的和尚，用一些妖言蛊惑人心，还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谋划造反，想拥立高阇当皇帝。结果事情败露，甲辰日，这些人都被处死，死了好几十人。于是皇帝下诏整顿和尚群体，制定各种禁令，对违反的人严惩不贷；只要不是那种戒律精严、修行刻苦的和尚，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经常进出皇宫，所以这个制度最后也没能执行下去。
中书令王僧达，从小就聪明机灵，很会写文章，但为人放荡不羁，不受拘束。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把他提拔为仆射，地位比颜竣、刘延孙还高。他觉得自己有才华、出身又好，当时没人能比得上，所以一两年内就想着当宰相。结果后来被调任护军将军，心里就很不痛快，觉得不得志，多次上奏请求外调。皇帝不高兴了，于是他的官职慢慢往下降，五年内换了七个职位，还两次被弹劾降职。王僧达既觉得丢人又心怀怨恨，他上奏表的时候，言辞忽高忽低，还喜欢议论时政，皇帝心里已经积攒了一肚子火。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有一次去拜访王僧达，直接坐到他的床上，王僧达让人把他抬出去扔了。太后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皇帝杀了王僧达。正好赶上高阇造反，皇帝就趁机诬陷王僧达和高阇一起谋反，八月丙戌日，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最后赐死。
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对人的一种分类称呼，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从屠夫和渔夫的身份被起用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从筑墙的苦役成为商朝的宰相，只要是人才，哪怕出身低微也能被重用。到了两汉时期，这种选才方式还没变：胡广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最后做到了三公和宰相的位置；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很有名望，不像后来分成了两条道。魏武帝刚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本来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不是看门第高低。但那些中正官和世俗之人，跟着形势走，凭借家族背景互相攀比欺压；这样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的制度。周朝和汉朝的做法，是让有智慧的人管理愚笨的人，魏晋以来，变成了以高贵的身份奴役低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就变得很明显了。
裴子野又评论说：“古时候，只要品德和道义值得尊重，不管是做小买卖的还是干啥的都能被任用；要是人不行，就算出身世族又有啥用！名门望族的子孙，也可能和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分，但本来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从晋朝开始，情况慢慢变了，出身民间的奇才能在仕途上崭露头角；到了晋朝末年，就只看重门第了。从那以后，三公的儿子就看不起九卿的家族，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的孙子，就不把县令、县长的家当回事儿；互相之间骄横自大，为了一点小事就争来争去，只看门第，不管有没有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有才华但轻狂浮躁的人，要是出生在寒门，估计早就栽跟头了；再加上他们仗着家族的庇护，招来灾祸也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