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蚀 2 - 上》内容总结：
以1938 - 1949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为背景，聚焦新四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队及日伪军的交锋，围绕多场关键战役、战略部署及人物故事展开，深刻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博弈、政治斗争与民心向背。
一、新四军兵临南京与敌后抗战成果：
敌后抗战巅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新四军第三师已兵临南京周边六合竹镇，打破国民党“独占受降权”，以八年敌后抗战成果证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终结侵略的核心力量，其背后是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战略纵深与军民同心的意志。
战略跨越之路：第三师八年活跃于苏北、苏中敌后，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逐步压缩日军占领区，1945年8月完成对南京周边战略包围。这得益于根据地“毛细血管”支撑（百姓组成的各类组织承担后勤与情报工作）与战术积累（历经盐阜反“扫荡”、车桥战役等，发展为三万余人的精锐部队）。冈村宁次投降当天派代表赴竹镇谈判，早于芷江洽降近一周，凸显第三师战略威慑力。
洽降谈判里程碑：1945年8月17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指导谈判，坚守日军交武器、保百姓安全、遣返被俘军民三大原则，驳斥日军“仅向国民党受降”借口，迫使日军承诺暂停向国民党移交南京外围据点。谈判得到百姓支持，百姓自发聚集抗议，成为谈判“最强后盾”。
历史铁证：中方《新四军战史》、《六合县志》及日方《战败实录》、冈村宁次私人日记均印证新四军第三师兵临南京、率先洽降史实，打破“国民党是唯一受降方”谎言。第三师在江苏消灭日伪军二十余万人，开辟十余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保护一千五百余万人，是其主导局部洽降的根本原因。
精神传承：此次行动证明“人民战争”伟力，昭示战后秩序正义方向，六合竹镇旧址陈列的文物诉说历史，为中国政治格局重塑埋下“人民主导历史”伏笔。
二、日军受降中的国共两党政治博弈
（一）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活动与局限
对日政策矛盾：以“以德报怨，不念旧恶”为核心原则，对投降日军“去对抗化”处理，规避“战俘”概念，允许日军保留部分指挥体系，隐性意图是争取日军中立甚至利用其对抗共产党。遣返政策看似“人性化”，实则为换取日军和平移交资产，却事与愿违，还引发国内舆论不满。资产接收中，国民党内部派系争夺、贪腐丛生、处置低效，形成“接收乱象”，与“借接收提振经济”初衷背离。
内部权力巩固：以“接收沦陷区”为名，紧急调动七十八个师（约一百五十万人）抢占华东、华北、华中核心区域，制定《沦陷区紧急处置纲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维度确立“接收统治 框架，却因政治上限制共产党、经济上损害百姓利益、社会上司法不公，引发不满。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同胞书》，避谈与共产党关系及民主政治，暗含主导战后秩序诉求，遭内部将领批评。
国共博弈策略：依赖美国支持，争取其认可国民党为“唯一合法受降方”，压制共产党受降权。在东北试图搞“美国托管区”计划，却因苏联反对与共产党快速进入东北而落空，暴露“依赖外部势力、忽视民众意愿”局限，失去东北主导权。
战略影响：短期内巩固执政地位，却激化内部矛盾、流失民心、使国共矛盾公开化，为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埋下隐患，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崩溃的重要伏笔。
（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反击与立场坚守
政治反击：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批判国民党“以德报怨”是对牺牲同胞背叛，揭露其“宽容”真实目的是利用日军、争取国际认可；依据《波茨坦公告》争取受降法理支持，展开“局部受降实践”，揭露国民党“接收乱象”，争取民心。
军事反击：采取“自卫反击”策略，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蚕食”，如发起上党战役、部署华中根据地防御；攻坚“拒降日军”，晋察冀军区、新四军分别在多地展开攻坚，既终结侵略，又批判国民党“放任日军拒降”政策。
群众反击：推行“公平接收日军资产”政策，优先分配物资给百姓，严惩汉奸与贪腐；组织群众参与受降辅助工作，开展“反独裁”群众运动，凝聚民心，构建“人民主导战后秩序”基础。
历史意义：坚守正义底线，展现和平建国诚意，凝聚群众基础，为后续政治协商、民主建国创造条件，扞卫民族正义，奠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主导国家命运”的历史根基。
三、华中野战军与东北战场关键战役及人物故事
（一）华中野战军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