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公告栏上那张新贴的纸条，阳光斜斜地照在“主讲人：林溪（可申请翻译支持）”这几个字上。助教刚才说的话还在耳边，“我们有几个国际生，表达也有困难。”
我低头看了看包里的笔记本，深蓝色封皮已经被翻得有些起毛边。指尖划过最后一页，那张写着“江逾白少喝冰饮”的便利贴还贴着。
走出长廊时，风从侧门吹进来，带着一点凉意。我刚要抬手拉外套拉链，一件衣服已经落在我肩上。
江逾白站在我旁边，声音很轻：“外面冷。”
我没推拒，把外套拢了拢。他没问我要去哪，只是跟着我走。我知道他在等我说话。
“我想做点事。”我开口，脚步没停，“有个留学生被说考试作弊，但他不是。”
江逾白点头：“我知道是谁。”
我有点意外。
“前两天送餐系统里有他的订单记录，连续三天凌晨下单中药，地址是校外一间小公寓。”他说，“平台显示收货人是‘母亲’。”
我停下脚步。原来他也注意到了。
“他贴了自辩信，在图书馆后门的公告板上。”我回想那个工整却无力的字迹，“他说他不想让妈妈白生病一场。”
江逾白看着我：“你想怎么做？”
“做个广告。”我说，“让大家看到那天晚上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没立刻回应，而是拿出手机，调出一段监控截图。画面里是个瘦高的男生，背着书包走进药店，低头翻钱包。时间显示是傍晚五点四十五分。
“这是同仁堂门口的公共摄像头拍的。”他说，“我能拿到更完整的记录，包括他进出宿舍楼的时间、图书馆签到数据，还有当天作业提交日志。”
我心跳快了一拍：“你会不会太……管得太宽了？”
他摇头：“我不是查他，是核对时间线。如果他真是清白的，这些数据能证明。”
我点点头。
“但不能直接放监控。”我说，“会被人说侵犯隐私，而且看起来像在求同情。”
“那就换个方式。”他说，“让人看懂真相，而不是施舍怜悯。”
我们走进图书馆讨论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抽出笔，在纸上画下第一个画面——左边是冷色调的走廊监控，男生打开书包；右边是暖光下的药店柜台，他数着零钱，手有点抖。
“字幕写什么？”他问。
我想了想：“他们说他在找答案。”
“右边呢？”
“其实他在找救命的药。”
江逾白看了很久，然后说：“加个时间戳。”
“什么？”
“广告最后，打出两行时间。比如‘17:03，作业提交成功’‘17:45，出现在同仁堂’。”他说，“精确的时间比任何解释都有力。”
我抬头看他。这方法太像他了——不吵不闹，用事实说话。就像他记下我说的每一句话，连语气都标注清楚。
“你愿意帮我弄技术部分吗？”我问。
“我已经开始做了。”他打开电脑，屏幕上是几段整理好的时间轴文档，“这是他过去一周的行动轨迹，和课程表做了交叉比对，没有异常出入。”
我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而是我发现，原来有人一直用这种方式守护别人，不动声色，却牢不可破。就像他曾为我做的一切。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低声说。
江逾白抬眼看我：“你已经是了。”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打磨脚本。傍晚时去了校园咖啡馆，坐在角落继续改细节。人渐渐少了，窗外路灯亮起来。
“要不要露脸？”我犹豫着问。
“不用。”他说，“重点不是他是谁，是他经历了什么。”
我点头，在草图上改成剪影形式。左侧监控画面保留原样，右侧换成逆光镜头，只能看见轮廓和动作。
“再加一句旁白。”我说，“‘不是所有沉默，都是心虚。’”
江逾白轻轻敲了下桌面：“就用这句当标题。”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去了学生媒体中心。剪辑室还亮着灯，负责人正准备下班。
我把初剪版放给他看。三分钟的短片，没有配乐，只有环境音和字幕。播完后，屋里很安静。
“内容太敏感。”他摇头，“涉及学术诚信和种族问题，校方不会轻易放行。”
我没争辩，而是打开了另一段素材——是江逾白从外卖平台导出的视频片段：那个男生在雪夜里骑车送餐，到站后手指僵硬得几乎握不住车把，回到宿舍楼时已经接近凌晨，他站在暖气口搓手，然后坐到桌前翻开书本。
“他那天考了全班第二。”我说，“卷面整洁，逻辑清晰。你说他抄答案？那他抄的是谁的？一个小时前，他还在给病人送饭。”
负责人沉默了几秒，终于点头：“可以发首页，但标题要改。”
“就用那句话。”我说，“‘有些书包，装的是药，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