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饭店二楼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室大门紧闭，室内讲话声音很小，与会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认真聆听和掂量着领导的讲话。他们要摘除人民公社这个牌子。县委书记常光南很平静，他先传达上级领导的改革意见：“上级领导说，改革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随后，他提出适当时候换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向阳乡人民政府。会议确定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
会后，大家分工行事，秘密进行摘牌前的筹备工作。这种情形，跟建党初期党的秘密活动一模一样，只是保密对象不同了。
这可是天大的事呀。当时有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谁敢摘人民公社这个牌子就是违法犯罪呀。向阳人竟敢“断桥”，莫非他们吃了豹子胆？所有参与者清楚这是在干一件充满风险又足以让世界震惊的事。
常光南鼓励大家：“大家别怕，如果出了事，我来负责，不关你们的事。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大不了回老家种田，坐牢我也认了。”
会后，不少朋友提醒他要慎重，家人也劝他不要搞了。当年一起入川南下的老领导对他说：“老常，当年的‘三面红旗’只剩人民公社这一面了，你也要拔掉吗？”
常光南和所有支持者没有放弃，而是加快改革步伐。他们认定：只有冲破束缚人们的旧体制，才能改变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
1980年6月18日，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川西平原，青白江畔杨柳依依，出工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向田间地头。没有剪彩，没有燃放鞭炮，没有任何庆祝形式，也没有太多围观群众。敢为人先的向阳人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悄悄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阳光洒在尚未晾干、充满墨汁香的大黑字上，换牌的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清白江畔。向阳人万万想不到，他们这次换牌将会成为整个国家波澜壮阔农村体制改革的源头。
换牌后的向阳人，依然很痛苦，他们忐忑不安，提心吊胆，真是度日如年。
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向阳，无意中发现有幢办公楼门口挂着“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敏锐的新闻嗅觉让他双眼发亮，心中激动难捺，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拍几张。回到成都，连夜编发新闻，第二天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内参很快传到省委、中办和全国人大。不久，广汉县委办公室接到电话，全国人大法工委询问向阳换牌的事，很严厉的语气质问：“谁叫你们搞的？”办公室主任郑学成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完了，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急匆匆向常光南汇报。常光南很冷静：“大不了把以前的牌子换上去。”要求大家不要慌张，静观其变。他早做好接受任何处分的心理准备。
法工委打过电话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参考消息》转载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介绍广汉县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政府的情况，评论说：“中国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中国农村行政体制已经发生动摇”。
常光南这些人，被历史的脚步推到风口浪尖上，许多人稳不住了，天天如坐针毡。常光南的妻子担心说：“你这老头子自讨苦吃！公社就公社呗，20多年了换啥牌子嘛！你犯了错误，孩子们咋办啊？”
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工作组来广汉。短短三天时间调查、座谈、访问，从政治、法制的高度总结设立“乡人民政府”的三大好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给广汉县委打电话，语气很缓和，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上级肯定拨开乌云，广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向阳改革经验。
半年后，中共中央下达“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全部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正式结束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现在，马友志他们不用像常光南那样提心吊胆了，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向村民们宣布：人民公社这条路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
这天晚上，马友志召集全村人在学校院里开会。
虽然灯光很亮，但是院子很大，人们坐的比较分散，彼此看不清面孔，至少有三、四百人参加会议，会场上很热闹。 这些人大多是每个家庭的主事，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很少参加。
对人民公社早有看法的牛文连，谁也没理，找个最后边的地方坐下来，本打算应付事。旁边坐着牛德旺，也没同他说话。马友志环视一下参会人数，觉得差不多了，开始开会。
马友志开始不说会议主题，先把自己数落一下说：自己过去对人民公社看不清楚，跟风跟的紧，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希望大家原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