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一种难以名状的怪异感如阴霾笼罩在众人心头，可在那个谨言慎行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吐露心中的疑虑。直到严峻的现实困境如汹涌潮水将人们裹挟其中，大家才敢在四下无人时，压低声音说出心底的想法 —— 或许，还有另一条出路才能摆脱困境。村里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走路一条线，干活一大片，不管快与慢，反正都吃饭。” 寥寥数语，道尽消极怠工的现状，田间地头，人们机械地劳作着，眼神空洞，毫无干劲。
村里的领导人开始重用那些比较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眼中，地主儿子马谦和富农史正仁成了可靠的人选，被委以食堂会计的重任；而遇到难题时，便向韩生敏寻求计策，每次他都能巧妙化解危机。久而久之，韩生敏不仅成了马保真的至交好友，更成了大队领导决策时不可或缺的参谋。这件事给韩生敏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祸根，这是后话。
人们将心思放在小片荒地上，精心打理自家的自留地，渴望获得一点 “小自由”，对向生产队投工投肥的事却兴趣不大。1959 年，村里仅生产粮食 129 万斤，相较 1958 年减少 36 万斤，上交国家的粮食也只有 69 万斤。到了 1960 年，情况愈发糟糕，粮食产量锐减至 104 万斤，即便如此，仍向国家上交了 62 万斤。而村里一年正常的粮食需求至少 82 万斤，可那一年，社员们的口粮仅有 42 万斤，再除去粮食的皮壳，实际能吃的就更少了。
马友志始终无法忘却那个灰暗的日子，当他推着马友梅的尸体从县医院回来时，内心的痛苦如决堤的洪水，肆意奔涌。此刻的他，终于理解二哥当初为何强烈反对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合作化程度不断提高，可人们的劳动热情日益消退，最终酿成如今这般惨痛的恶果。马友志心中的怨恨，如同地底的岩浆，在黑暗中不断积聚，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
这天，公社书记高大智气势汹汹找上门来，一进门便扯开嗓子怒吼：“当下，交公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咱们村没有完成任务，问题很严重！你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交公粮的任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贡献。” 他的声音如同一记重锤，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
马友志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将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手心不断摩擦，仿佛要将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力量。他毫不畏惧地反驳道：“高书记！你也是麻荒地走出去的人，现在村里都饿死人了！你本该伸手拉乡亲们一把，可你不但不救，还要把大家往绝路上逼！我实在想不通，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他的双眼通红，眼神中满是悲愤与绝望。
高大智被这突如其来的反驳激怒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物件都跟着剧烈震动起来：“你这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他的脸涨得通红，青筋在额头上暴起。
马保真见状，连忙上前打圆场，他板起脸，故作严肃地说：“友志，你别这么说话！你是党员，得遵守党的纪律，下级要服从上级！” 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担忧，不停地给马友志使眼色，马友志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他的心里有一团压不住的怒火。
高大智大步走到马友志面前，双手抱胸，语气愈发严厉：“马友志同志！你的行为严重无视党的组织纪律！你眼里还有党吗？我警告你，必须悬崖勒马，别再执迷不悟！” 他的声音如同冰冷的刀刃，刺痛着每个人的耳膜。
马友志却毫不退缩，他挺直腰板，坚定地说：“没错，我是党员！可党员更应该实事求是，这难道有错吗？”
马友志缓缓收起纸张，神情落寞而又坦然：“自从把马友梅的尸体推回来，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了一样。我再也不是那个铁打的汉子了，这些日子，我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说到这里，他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高大智怒不可遏，大声呵斥道：“马友志，你想对抗党中央的经济政策吗？”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威胁。
随后，高大智立即召集村干部开会，要求大家批判马友志的 “错误思想”。然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村干部们低着头，谁也不愿开口。高大智心里清楚，大家都同情马友志，可他不能有丝毫妥协。他板着脸，语气冰冷地宣布：“立即撤销马友志的副村长职务！”
马友志平静地将双手交叠在一起，轻轻摩挲着说：“撤就撤吧，我这就走。” 说完，他挺直脊背，大步走出村委会办公室，只留下一个坚毅的背影。
等其他人都离开后，马保真走到高大智身边，轻声说：“高书记，您消消气。友志的话虽然说得重了些，但村里确实困难，交不出那么多公粮，总得给乡亲们留条活路吧。”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
高大智紧紧握住马保真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好兄弟，我也是麻荒地的孩子，我怎么会不心疼乡亲们？看着大家受苦，我的心也在滴血啊！我能不知道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吗？可县里把任务压下来，我也没办法，只能分解到各个村。给咱们村多下点指标，这样在其他村面前才说得过去，大家都完不成，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明白我的难处吗？” 他的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