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主导的“君主立宪制”与全球扩张，虽然带来了国力的飞跃，却也深刻地触动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利益。
清丈田亩、推行商税、重用实务官员、虚置君权……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一股强大的暗流在帝国境内涌动。
而这股暗流的核心，便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标榜“清议”、“气节”，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象征的东林党。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首辅和君主立宪制，便利用其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关系，以及在士林中的清望，不断制造舆论。
在邸报的夹缝中，会出现含沙射影的文章，抨击“权相擅国，有违祖制”，哀叹“君父不纲，礼乐崩坏”。
在科举取士的环节，他们极力排斥那些精通格物、算学等“新学”的考生，推崇只知经义、诗文的“正途”。
在地方政务上，他们往往阳奉阴违，对清丈田亩、推行新式学堂等政策拖延掣肘，暗中保护地方豪强的利益。
他们更将希望寄托于深宫之内，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逐渐长大的泰昌帝灌输“亲贤臣、远小人”、“收回权柄、重振朝纲”的理念，这也是当初泰昌帝敢尝试反抗苏宁的原因。
英国公张维贤等残余的勋贵势力，亦暗中与东林党人眉来眼去，形成了一个反对苏宁的松散联盟。
他们等待着，等待着一个能将苏宁一举扳倒的机会。
苏宁对于东林党的动作，早已洞若观火。
他掌控的锦衣卫和新成立的内务安全署，如同无形的蛛网，渗透在朝野上下。
东林党人每一次秘密集会，每一封私下传递的信件，大多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他隐忍不发，并非忌惮，而是在等待一个能将他们连根拔起的契机。
天启元年十二月。
这一年，江南漕粮改海运输过程中，因风暴损失了一批粮秣。
这本是天灾，但东林党人认为抓住了苏宁新政的“把柄”。
在几位核心人物的策划下，一份措辞激烈、署名“江南忠义士子”的万言书悄然流传，不仅抨击漕运改海“劳民伤财”、“有违天和”，更直指苏宁“欺君罔上、盘踞朝堂、异志已彰”，甚至隐晦地提及万历、泰昌两帝“死因蹊跷”，呼吁“天下忠义之士共讨之”！
这份万言书，越过了苏宁所能容忍的底线。
“时候到了。”首辅府邸内，苏宁放下手中的万言书抄本，语气平静，却带着凛冽的寒意。
一夜之间，锦衣卫和内务安全署的精锐倾巢而出，按照早已拟好的名单，在应天府、顺天府、苏州、无锡等地同时动手。
东林党的核心领袖、积极参与上书和传播的骨干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
他们被冠以“结党营私、诽谤朝政、图谋不轨”等罪名，迅速投入诏狱。
审讯过程雷厉风行，不到半月，数十名东林党核心成员被公开处决（斩首或绞刑），家产抄没，家人流放至新大陆或南洋。
其状之惨，令朝野震怖。
苏宁以天启帝名义颁布《禁党谕》，明确宣布：“东林非社稷之福，实为乱政之源。自即日起，东林为禁党，其学说为邪说，凡私相传习、聚众讲论者，以谋逆论处！”
诏令下达，无锡的东林书院被直接废黜，院舍拆毁，碑刻砸碎，田产充公。
所有与东林书院相关的讲学活动被严格禁止，民间私立的书院、文社也遭到大规模清查和整顿。
这一场“东林案”，如同雷霆风暴，瞬间将盘踞士林数十年的东林党及其同情势力摧毁殆尽。
英国公张维贤等人吓得魂飞魄散，彻底偃旗息鼓，再不敢有任何异动。
朝堂之上，再也听不到任何公开的异议。
然而，苏宁深知，杀戮和禁令只能震慑一时，无法根除反对思想滋生的土壤。
要彻底改造这个帝国，必须从根源上——教育入手。
就在处理完东林党后不久，一套更为彻底、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方案，由内阁正式推出。
一、确立三级公办学制：
小学（蒙学）：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官立小学”，推行强制义务教育。
年满七岁幼童，无论男女，均需入学。
课程以识字、算术、基础格物、地理常识及《大明律例启蒙》、《公民训导》为主，旨在培养具备基本文化素养和国家认同的国民。
中学：在府一级设立“官立中学”，招收小学优秀毕业生。
课程加深，增加更深入的算学、格物、化学、中外历史、地理，并开始引入外语（如拉丁文、葡萄牙文）。
中学毕业者可担任基层吏员或进入专门技术学校。
大学：在南北两京及少数中心城市（如广州、武汉）设立“国立大学”。
分为文、理、工、法、商、医等学院，进行专业分科教育，培养高级人才。
入学需通过严格考试。
二、垄断教育权力：
严禁私人办学：敕令“禁绝一切民间私设塾学、书院”，以防“异端邪说”蛊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