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圣人注意事项
李素也没想到、数年未见后跟刘备喝一场大酒，
能勾起刘备那么多的感慨，和内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厉。
果然称皇帝为孤家寡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手握绝对的兵权和行政能力，依然会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担心百年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好在，刘备也没指望喝几次酒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说说这几年的心得、各自的长进。大问题，还要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解决。
李素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是帮刘备梳理了一下问题，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体怎么解决，李素没指望直接给答案。
君臣一番彻夜长饮，最后李素总结出无非这几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谁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给后人打好基础、立好榜样。能这一代人解决的变法和军事扩张，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好，不要拖着留给后人。
因为只要留给后人，后人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肯定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废和亲，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问题的，而汉武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损朝廷正统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适当强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则容易僵化——这方面，李素借鉴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训。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导致它面对内部矛盾的变化演进时，适应性还不如汉、宋两朝，所以命也比较短。
汉、宋虽然内部问题一直多，但好歹命长啊，就是磕磕绊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统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弹性，屈服强度扛不住的时候，直接就掰断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劝刘备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两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让一个国家稳固更久，。
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着的时候，他也自认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是在推广周公的善政、克己复礼。
“复礼”可不等于“造礼”，孔子说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个“复”。
那么，孔子后来又怎么就成了越过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并列的圣人了呢？这就是东汉初期，皇帝在意识形态造圣上犯的一个错误。
当然，东汉初期的皇帝，也是没办法，因为周公这个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时候，走的就是“儒家圣王”的形象，王莽没有军权，也没有打过仗，他就是个大儒新圣的人设，而且还拥有实际行政权，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实颇有几分和儒家世家协商分赃的意味。当然，里面还有更多复杂的利益妥协，李素跟刘备聊也不会具体展开。
不管怎么说，王莽这么一搞，连累得周公也有点臭了，什么反贼都能比周公，
这时候，“立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建树的完美古人为圣”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以后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这种“实政和学术双料圣人”。
所以，这时候，改立孔子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孔子是一个实际政治推行中的失败者，他一辈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只有学说成功了。但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让他被利用起来容易一些。
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学术、声望和实政都很强的野心家，他好歹没法自比孔子啊，因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弃权利、去著书立说、远离政治搞学术，否则你跟孔子有哪儿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击那些恋官不去的学术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罢官。
当然，把孔子尊为圣人，这个过程一开始东汉皇帝也还是有些膈应的，并没有立刻干脆答应。
所以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皇帝才多次“亲临太学讲学”，其实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为当世的儒家新圣，这样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经也是被儒家推崇的历史记忆。
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招数对皇帝本人素质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学，还不能是幼主，否则幼主没法去太学给太学生们讲课。
于是，汉明帝汉章帝结束之后，东汉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放弃了挣扎，孔子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总算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儒家等帝畏惧王莽之祸的教训，把有实际行政功劳的新圣之路一概堵死、改为唯独尊奉孔子这类实政失败者，最终收获了矫枉过正的教训。
未来，大汉要允许实政上有大功的人封圣，但一定要死后再封，任何在生前吹捧圣行的，都要作为谄谀幸进小人处置——这一条，可以写进大汉的祖宗之法。
如此，大汉以后依然可以享受执政伟人为圣的好处，不用再一味追求以孔子之类实政失败者为圣，同时，也能回避王莽劣迹的影响。”
李素这个思路，其实倒是颇受了后来曰本人的一些启发，或许也跟他这几年东渡巡狩、搞历史政治的比较研究，所以容易联想到这方面看过的前世史料。
在“盖棺定论”的问题上，曰本人其实早期比汉人还谨慎，他们的长处，也确实值得汉人学习。
早在公元800年左右，也就是曰本还在王政时代、没进入幕府架空天皇的时候，之前曰本人有很多太政大臣生前就封“正一位”的，这个位阶的要求就是“生涯无瑕”，也就是的是完人、圣人。
但是760年代，活着获封正一位的藤原仲麻吕造反了，给“正一位”这个人格完人的符号留下了污点。尽管藤原仲麻吕被镇下去之后，他的“正一位”册封被撤销了，但也留下后遗症，曰本人从此一千多年、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中间几乎再不给活人正一位。
藤原仲麻吕对于曰本历史的影响，几乎可以对标汉人的王莽。
曰本人开始反思：只要一个人臣还没死，谁知道他晚年会不会造反？会不会晚节不保？会不会出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情况？
所以，不管功劳再大、德行再好，一定要等死了之后，不可能再做坏事了，再给追封为圣。
当然，此后那一千多年的曰本历史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但都是有非常完善的保险制约的。
比如一共两次例外，
帝试图通过“去太学讲学”来塑造自己“既是世俗君主，又是儒家新圣形象”的弊端的修正。
李素也承认，皇帝要成为信仰和实政的双重领袖，确实有好处，但明帝章帝演过了，也高估了后世子孙的抗风险能力。
既然有了失败经验，肯定不能照搬。
而李素的改法也很简单：现在不是已经从察举制改成科举制了么？雒阳的太学，可以渐渐调整功能，未来肯定是要逐步向历史上的“国子监”过渡的。
既然如此，科举下的太学/贡院，性质逐步从教学往考核转变，那皇帝还讲什么课？
以后，在科举的考试环节，最后加一道殿试，皇帝亲自最终策问几个问题，把关一道，那不就是用“天子门生”这种后人都很容易理解的办法，来取代汉明帝、汉章帝那些吃力不讨好、对皇帝本人儒学素养要求过高的操作了么。
说句题外话，殿试这个制度，李素之前在科举的早期雏形改革里，一直还没提出呢，并不是一般化的制度，最多是皇帝偶尔基于“唯才是举”，对个别特别牛逼的人才，要策问召对。
李素当时不敢改太大、太伤筋动骨，也是本着一开始要极简主义、把天下士人对科举制的反对力量降到最低。
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些年了，今年又要开恩科，这一科开始，把殿试形成固定制度，也还不晚。
刘备听了这个建议，也是大喜称善，同时稍微仔细想了想，也是忍不住苦笑——原因无他，主要是大汉搞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原本时空的早期科举，录取规模实在是大得多了，皇帝要亲自殿试询问鼓励每一个录取人员，那工作量也就大了很多。
毕竟，原本历史上的科举，录取出来都是县级的官员。但现在刘备和李素搞的科举，连“县分局”那些官员，都要考试录取了。
天下一千多个县，基层官员能上万，哪怕每十年、二十年轮流换一次血，皇帝到了大比之年，也得亲自召见少则五百人、多则上千人来谈话、赐宴。
哪怕每个新官说三句话，那就是三千句，皇帝也累啊。哪怕不过脑子，说三千句“爱卿辛苦了”，那也会口干舌燥的好不好。
刘备已经开始担心，将来他的子孙有没有这个精力来如此勤政，每次考试之年都做好跟下面的人聊三千句天的心理准备。
要是精力不济或者遇到怠惰的昏君，估计得想办法群发了。